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新春走基层)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中新网张家界1月18日电 题:追逐“共富梦”的村支书张明忠:大家富,才是富
作者 白祖偕 邓霞 张雪盈
张明忠是湖南张家界永定区的名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官黎坪街道仙人溪村人,曾常年在外打工,2012年从广东回张家界创业,取得佳绩后又挑起仙人溪村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为家乡谋发展,为乡亲谋福利。
从张家界响当当的“大老板”到仙人溪村赤诚为民的“领头羊”,张明忠靠的是建设家乡的一腔热血。他说:“自己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富。我是党员,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家乡发展和乡亲致富作贡献。”
仙人溪村村部。 受访者供图抓党建凝聚涣散民心
仙人溪村是张家界永定区最大的村,2016年由原仙人溪、犀牛潭、熊壁岩三个村合并而成,村情复杂、民风彪悍,村干部各自为政,工作相互掣肘是基本村情。2019年,合村后的第二任村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受到免职处理。这时,党组织想到了从仙人溪村走出去的“能人”张明忠,希望他能挑起支书这副重担,稳定村局面,带领村民致富。
“任村支书这事我从来没想过,总担心干不好。”张明忠说,他之前常年在外打工、创业,对村里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且当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每年纯利润都上百万元,也是分身乏术。“但党组织找我谈了四次话,让我坚定了挑起这副担子的决心。”最终,张明忠将产业交给家人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务工作中。
如何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让大家勠力同心,成为张明忠面临的第一道“拦路虎”。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便把抓乡村党组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提高党组织生活质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学习先进经验和特色做法,大力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村“两委”工作制度,坚持“民主管理,村务公开”,促进各项事业公开透明、顺利开展。
“村里实行了村务、财务、党务三公开制度,采取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小事召开两委会研究,大事通过代表会、党员会,甚至村民大会民主决策,保证村里各项工作在民心稳定的条件下开展。”张明忠说,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充分体现村民自治和村民参与,既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也消除了隔阂和疑虑,更好地赢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还大力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同时注重发挥乡贤、老党员、年轻人的作用,成立乡贤会、老村干部会与乡村振兴先锋队,使其与党员大会形成联动,提升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张明忠说,干工作首先要抓人心,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起来。
在党建引领下,张明忠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大考”中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切实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仙人溪村逐渐呈现经济向好、积极向上的景象,干群关系也大为改善。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支持谁。”湖南省外事办驻仙人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刘牧说,如今的仙人溪村,已从“上访村”成为永定区党建工作免检村,张明忠还高票当选为永定区第八届区人大代表。
仙人溪村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受访者供图抓基础改善投资环境
从张家界永定城区驱车前往仙人溪村,沿着平整的山路蜿蜒而上,40多分钟后就到达仙人溪村部。
一路看看车窗外的风光,车程十分轻松。但在三年前,基础设施落后还是制约仙人溪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富,先修路。”自2020年初起,张明忠就通过多方筹集资金,带领村班子成员、村民,全力投入到通组公路的建设上。
“以前这里只能走土路进出,年年整路年年冲损。”张明忠指着连接犀牛潭片与仙人溪片的通组道路说,道路没硬化前,稍重的车辆经过就会在路面留下大坑,遇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行。他上任后还专门聘请附近的一位村民每日对路面进行清理、修整。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吃力不讨好。
为彻底解决这些“肠梗阻”道路,村里2020年初首先硬化了仙人溪片1.78公里的通村主干道,2020年底又硬化了熊壁岩片的2.1公里通组公路,2022年又重新启动涉及四个村民小组400多人、长2.8公里的省级扶贫道路硬化项目,共筹措资金460余万元。
随着“肠梗阻”道路打通,仙人溪村未经雕琢的美丽风光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请自来”。2022年夏日,仙人溪村日均游客上千人,虽暂无门票收入,但庞大的人流仍给村里带来可观的消费收入。
为改善村民饮水难题,2022年张明忠充分利用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驻仙人溪村这一资源,多次与湖南省外事办驻村干部对接水池建设项目,使困扰村民多年的饮水问题得到解决。
仙人溪村熊壁岩海拔高、气温低,加之山顶地势较平坦,土层肥沃,村支两委因地制宜,在此大力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为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三产融合,张明忠积极争取省级驻村工作队帮扶和支持,与步步高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多方争取资金在杆子坪易地扶贫安置点修建面积达7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大楼,用以建立蔬菜分拣中心和综合服务超市,纳入村集体统一管理。
“现在交通便利了,综合服务大楼建成后,不仅可以保护熊壁岩高山反季节蔬菜的销路和价格,还能带动周边村镇民众种植蔬菜。”张明忠说,该项目投产后,仅分拣中心就可以解决30人以上的就业,带动间接就业200多人。
仙人溪境内的小天门景观。 张雪盈 摄抓资源激活产业发展
仙人溪村境内的大峡谷奇峰兀立、山清水秀,其标志性景观——小天门令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熊壁岩山顶海拔超1300米,四周悬崖绝壁,其山体与天门山、七星山合称张家界三大绝壁高山。
“仙人溪村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达98%,且处在张家界市1小时生活圈内,发展旅游大有可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忠发现两名美术爱好者石给给、李嗯嗯在仙人溪村长住写生,其作品精良、笔触细腻,在社交平台反响热烈。为让两人安心在此创作,张明忠自掏腰包为其改善居住环境;同时思考该如何利用村里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产业经济。
好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专心从事艺术创作的石给给和李嗯嗯精品不断,很快便引起一位上海投资人的关注。后者决定与两人合作,在仙人溪村建设一期投资6000万元的“失落山谷”项目。该项目计划打造一个集文化、艺术、创意、旅游、健康、民宿等于一体的产业基地,吸引艺术家和高阶人群来此创作、休闲,再通过他们的作品持续向外推介“失落山谷”和仙人溪村。
在张明忠看来,仙人溪村山美水好,其上游地段属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发展产业需慎之又慎。“失落山谷”项目不在水源保护区内,又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村里的发展思路十分吻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张明忠介绍说,湖南省委外事办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都十分重视产业发展,除“失落山谷”项目外,近两年来还签约了博落回中草药种植项目、仙人溪村国际艺术村项目、仙人溪村农业文化旅游综合产业园等,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解决了村民务工难的问题,村民收入随之得到成倍增加。
目前,仙人溪村支两委与湖南省委外事办派驻工作队共同拟定了《仙人溪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积极促进各项产业发展。
张明忠及村“两委”班子成员三年的奋斗换来了丰硕回报。2022年,仙人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70万元。“这里面有部分是爱心企业的捐赠,但随着‘失落山谷’等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未来两到三年内村集体经济还将继续增长,可为村民做更多实事。”张明忠说,去年村里有9个孩子被大学录取,是近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村里不仅召开了优秀学子表彰大会,还为他们颁发了村级奖学金,勉励他们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回报家乡。他上任前村里欠下的旧债也在陆续偿还,预计未来两年内能全部结清。
看着仙人溪村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张明忠的“共富梦”更加明晰: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让更多年轻人看见家乡的发展机会,吸引他们返乡创业、就业,为仙人溪村的后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完)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